李白与《周易》举隅

中国首届李白“月文化”与西昌“月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李白自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奇书”是否应该包括《周易》在内？

                                                   ——题记

李白与《周易》举隅

——兼及李白明月意识的易学解读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万州404100）

摘要：探讨李白诗歌与易道的某些直接关联，是一个新课题。李白诗句、李白序书记表、李白思想、李白诗风、李白明月意识等，明显地受到中国文化源头《周易》的影响。《把酒问月》、《古朗月行》和《月下独酌》是李白明月意识的最精美的典型代表，是李白与自然、人生最具温情的对话，文化内核与《周易》息息相关。遍览李白的所有明月诗篇，我们所欣赏的不惟他的诗美，还有那宇宙情怀彰示出来的哲理；李白的明月意识正是他宇宙意识的诗意呈现，生活的，哲学的，易学的。

关键词：李白；周易；明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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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李白诗歌与易道的某些直接关联，是一个新课题。所幸的是，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的一段论述可资我们借鉴，其中第七部分的“经学统一时代”写道:“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这就是说，唐代文人“多习”《周易》确乎蔚成风气。加之，孔颖达撰世疏的《周易正义》以“仲尼为宗”，在易学史上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的倾向，不仅对唐宋时期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因为对于天道人事结合的强调，与史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给唐代的诗歌带来了新变[1]。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李白诗句、李白序书记表、李白思想、李白诗风、李白明月意识等，明显受到中国文化源头《周易》的影响就是必然的了，惜其目前还未引起学界的证释，故检索为文以引玉。

一、 李白诗歌与易道有某些直接关联

   对此，笔者举例如次：

1、《梁甫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大贤，指吕尚。虎变，指更新后的老虎皮毛所发出的光彩。《周易》革卦有“大人虎变”之句，一般用以比喻有雄才大略的人，行动变化莫测。意为像吕尚当年就是很平常的人，我李白谁也别小觑了。

2、《寻阳紫极宫感秋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 这一句，后世多有回应。宋朝诗人朱翌《岁乙丑余年四十有九矣因诵太白四十九年非》、苏轼次韵李白五古《浔阳紫极宫感秋》的《和李太白》诗以及隐括李白《夜坐吟》诗意的《临江仙》(冬夜夜寒)词可证。

“四十九年非”的典故见于《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这里实际涉及《周易》的太极思维。“太极”是易学的基本概念，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而太极又与“大衍筮法”相关，即《周易·系辞上》所载：“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太极可以看作时间的潜在境域，“一”表示绝对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四十九”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四十九”显现为时间境域，从而“一”被设定为无时间境域）。太极有“本原”与“无形”两种基本涵义。与此相应，两者的时间意蕴分别表示：意欲展开自身的“四十九”作为万物本原，那就蕴涵着时间发生的可能；已经诀别自身的“一”则作为无形的沉寂，是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其中“四十九”(本原)的意蕴极为深刻，它是一个“伟大的转身”，从此太极才面向显现、面向“有”展开了漫长的启示之路。大衍筮法不从“一”开始，而是以“四十九”为演算的肇端，鲜明体现了这个“伟大的转身”，此正是《周易》“生生不已”精神的灵光初现[2]。李白用此典故，并非简单地悲叹自己50岁以前的人生道路及其生存遭遇的不幸，而是以太极思维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与自然宇宙相沟通，赋予了个体小我生命的价值力度。

3、《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 的易学唯物主义光彩。

4、《静夜思》：“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关于首句“床”的解释，至今多有争论。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①坐榻；②胡床；③绳床；④井栏或辘轳架；⑤几案；⑥睡床；⑦底座（安身之坐）。

假如我们把“床前看月光”和“低头思故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床”的意思可能会清楚许多。故乡与水井的观念，在《周易》的卦辞中已经出现。《周易·井卦四十八》：“改邑不改井。”《彖》曰：“井养而不穷也。”《象》曰：“木上有水，井。”之后，养育之井遂有“井曲”（里巷、里弄）、“井里”（乡里）、“井邑”（城镇、故里）、“井屋”（农舍、村落）“井落”（村落）、“井闾”（市井、里巷、村落、邻里）、“井庐”（井田、房舍、邻里、乡里）、“井灶”（家园、故居）等诸多的说法。其实，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当指前人所注“井床”（井栏或辘轳架），用以象征故乡。

   又古代井田制度以方九百亩为一里，划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后世遂将井或井田就引申为人口聚居地的乡里、家宅。唐陈子昂《谢赐冬衣表》中所谓“三军叶庆，万井相欢”和宋杜旟《摸鱼儿·湖上》词歌咏的“中都内，罗绮千街万井”就是这个意思。

   井田又可称井地，井地后来划分为井牧，即按土质区划田地，或为井田耕作，或为牧地畜牧，二牧而当一井，以便于授田、贡赋。由此可见，“井”所赋予的土地、人口、乡里内涵，便丰富为中国特色的井文化。例如有以井名国的，为“井家”、“井长”、“井人”，并称国名；有以井名墓穴的，犹言金井；有以井名市的，为井市；有以井名户的，为井户（制井盐的民户）；有以井名道的，为井陌（街道）；有以井名室的，为井室（贮冰的地窖）；有以井名楼为井楼；有以井名台为井台（冰井台）；有以井名圃的为井圃（园圃，菜园）。

   而围绕着井上的设施更加不可胜数。略如“井石”，井口上的石栏；“井桁”，即井栏；“井干”，一指井上围栏，二指构木所成的高架；“井阑”，即“井栏”；“井栏”，水井的围栏；“井钿”，指以金银珠玉贝等镶嵌的井上围栏；“井床”，井架；“井亭”，遮蔽水井的亭子；“井树”，井旁树阴，借指饮食休息之所，等等。

   “井石”、“井桁”、“井干”、“井阑”、“井栏”、“井钿”、“井牀”的意义和作用都非常接近，几乎相当于近义词，姑且归为井之“床”类。“井亭”、“井树”大概就是井床之外的保护性建筑或绿化装扮。这道井的人文景观，与人的生存相依为命，中国成语把远离家乡叫“背井离乡”就很具有典型意义。李白游历在外，夜深人静之时，见井床（井栏或辘轳架）前的月光而思念故乡，睹物挚怀之感溢于言表，难怪俞樾《湖楼笔谈》评曰“以无情言情则情出，从无意写意则意真”[3]。

5、《玉壶吟》：“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李白自称“谪仙人”[4]，连同他的服食、炼丹、入道箓等，明显接受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的易道思想。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是运用《周易》原理来支撑金丹之道的滥觞。它以《周易》的变易原理作为道教神仙存在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论说“物性可变”，进而说明人也可变。人通过服炼金丹能够变化自己的身体而为神仙之体，即“变形而仙”，从而可以超越生死[5]。

6、李白的“序”、“书”、“表”、“记”多见《周易》信息，略如：

《早夏于江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穷此道者，其惟傅侯耶？”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周易·贲·彖辞》。

《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孔明披书，每观于大略；少君读《易》，时作于小文。四方贤豪，眩然景慕。”“易”即《周易》。

《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昔谢安四十，卧白云于东山；桓公素征，为苍生而一起。常与支公游赏，贵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尔。”“大人君子”是《周易》中频频出现的词语。大人与小人相对，言其“有德”；与君子相对，则言其“有位”。

《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斯高柄秦，赢世不二；三杰伏草，与汉并出。莽夷朱晖，耿邓乃起。自古英达，未必尽用于当年。去就之理，在大运尔……四明逸老贺老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 “大运”，八卦算命术语，如八字命运。“谪仙人”即《周易参同契》所谓“变形而仙”（见上文）。

《化城寺大钟铭并序》：“噫！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而能发挥沉潜，开觉茫蠢，则钟之取象，其义博哉！”“震雷”见《国语•周语上》：“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震”是《周易》是八卦之一，代表雷；“取象”见《周易·系辞上》“观物取象”。

《上安州裴长史书》：“ 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也，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笔，以明其心。而粗陈其大纲，一快愤懑，惟君侯察焉……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难不可多得。”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见《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文王推演《周易》，周公与焉，已为学界所证。

《与韩荆州书》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吐握”见《史记·鲁周公世家》：“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以周公比韩荆州虽属过誉，却与《周易》相关。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仆包大块之气，生洪荒之间……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夫皇王登极，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纳贡，河图洛书以应符……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河图洛书”，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尚书》有记载，名《洪范》。《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为宋中丞自荐表》：“臣某闻，天地闭而贤人隐。云雷屯而君子用……臣所荐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 “云雷屯”见《周易·屯卦》：“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7、李白的思想，向有道家为主、极其复杂诸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从出蜀与立志、从政与吟志、悲剧与叹志三个方面探讨了他“内儒外道”[6]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根源就是《周易》。“易历三圣”，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释（《十翼》），《周易》的流传孔子对其哲学的突破，功不可没。

《周易》一直被誉为“群经之首”，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站在这个文化源头的古圣先哲，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础、思维走向和心理定势，道家和儒家正是源于《周易》而成为如同黄河和长江一样的中国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巨流，孔子高唱着“逝者如斯”的心灵生命之歌，老子体悟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宇宙奥秘，从此，中国的文化经典思想武库就百宝汇聚，放射着永恒的辉光，共同演奏了震撼世界的东方神韵，这个神韵是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作为一部人类“少年哲学之书”的《周易》，它对天地之源“太极”和万物之变“大道”的探索，它对世界和宇宙的深层叩问，它以观物取象虽似神秘却也不乏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所蕴含的那些至今具有生命力的古朴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精神史上的开拓、奠基作用不可低估，自然它泽被后世哲人或诗人的内在力量同样不可低估。

对华夏民族的性格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是孔子。他正道直行、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论语》关于其精神与性格的记载，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安贫乐道、持守正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聪明深察、生性正直、真诚宽厚、与人为善等，使它在政治文化史上享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君王南面之术”的《老子》则是早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作，那无为而无不为的睿智、宗法自然的远见、以柔能克刚的修养、意境超远的诗美、用否定式思维所表达的肯定性判断，都使它携带着哲人居高临下的雷霆凌厉，预示着人类面向未来的诸多困惑和不解，标志着一位先知先觉者向世俗社会宣布的清醒警示。

一个源头，两条巨流，不可能不对李白产生思想上的认同。当然，拙见“内儒外道”的说法还需进一步商讨，但是，李白的思想（包括世界观）受《周易》及其儒道的影响显而易见。

8、中国文化既是培植李白诗歌的土壤，又是造就李白人格的因子。以文化原点而论，李白的一生既接受了儒家人格境界的精华，又秉承了道家人格风范的经脉，归根结底糅合了《周易》的自强不息精神，在盛唐文化背景下通过仗剑远游、追求理想、归依自然的实践历程整合为“狂者进取”、“至大至刚”、“刚健有为”、“道法自然”、“行侠仗义”的人生风格和“直挂云帆济沧海”、“欲上青天揽明月”、“登高壮观天地间”的生命情调。年轻时，他用满腔的热血拥抱社会和时代，面对多娇江山美景，李白毫无保留地要以文才武略甚至身家性命相投报：“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他说过：“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上安州裴长史书》）。“四方之志”就是李白乐于自许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了这个自许，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弹长铗”于“王公大人之门”；为了这个自许，他冒死虎穴，敢于幽州探险；为了这个自许，他不顾年迈体弱的病躯，慷慨请缨，意欲效死疆场。尽管偌大的自许，遇到了现实的巨大阻遏，而李白却“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甚至“终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由此可见，他的志向和情结是牢牢地固定在相当厚实的民族文化心理定势中。

阳刚之乾是《周易》的首卦，属纯阳卦，展示着本体德的强大生命力。它大而亨通，行云施雨，化生万物；其变化顺应自然，并使万物各自保持一种和合关系，这就是“元亨利贞”的乾天，象征至刚至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之德就应该像天的运行一样刚健不辍，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一方面要“以致命遂志”，宁可舍弃性命也要完成自己的志愿（《周易·困卦·象曰》）；另一方面持守“经论”常道，以应对危难（《周易·屯卦·象曰》）。此两卦就是说，君子的品德要在困苦之中磨砺，体悟“经纶常道”，才算有志事成，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亦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谓。李白的自强之志正当作如斯之观。

9、李白的诗风，或曰豪放，或曰飘逸，或曰阳刚，或曰柔美，但都是宗法自然的。这与“易以道阴阳”的《周易》宇宙结构图式相切相合。中国文化的宗法自然，其元始命脉在《周易》。乾道为阳，为刚，为崇高，为雄大；坤道为阴，为柔，为溪谷，为和顺。乾坤相配，阴阳协调，是中国哲学的高端境界追求，也是中国诗学的理想境界追求。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阳刚、柔美兼而有之。《周易•说卦》讲：“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从易道领悟李白，我们不难发现，李白自然为宗的诗风，是以《周易》阴阳观为内核，熔铸了《诗经》的风雅比兴、纵横家的凌厉捭阖、屈原式的奇思浪漫、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言志和魏晋的建安风骨而形成的。

10、以民为本的贵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亮点，其要义大致包括惠民、济民、爱民、利民、顺民、忧民、富民、得民等。《周易》的表述是，《师卦·象曰》说：“君子以容民畜众”；《履卦·象曰》说：“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临卦·象曰》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明夷卦·象曰》说：“君子以涖众，用晦而明”；《夬卦·象曰》说：“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井卦·象曰》说：“君子以劳民劝相”。李白诗歌中贵民精神取向与《周易》达到惊人的一致。

李白贵民的精神取向，一是表现在对“苍生”苦难的无限同情，“安史之乱”发生后，他“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愤怒呼喊“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略如《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赠武十七谔》：“狂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古风其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猛虎行》：“旌旗纷缤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床”；《赠张相镐二首》：“神器难窃弄，天狼窥紫辰。六龙迁白日，四海暗胡尘”；《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嚬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丘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痛哭，七日鬓毛斑”；甚至连囚在狱中他也还念念不忘“千门”“万姓”：“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 ……

李白贵民的精神取向，二是表现在对农事生产的极度关心。他十分向往和乐道“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 “飞鸟还归来，迁人返躬耕”和“百里鸡犬静，千里机杼鸣”的祥和安定的农村生活，希望国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在揭露和讽刺唐玄宗好仙误国时，李白首先想到的就是农事：“但求蓬岛药，岂思农扈春？”在控诉和谴责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灾难时，李白首先想到的也是农事：“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李白贵民的精神取向，三是表现在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他在农民家里喝酒，一直能喝到太阳下山：“回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有时酒喝醉了，就到田间去唱歌：“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有时顾了在农民家里喝酒，连跟友人相会竟然忘了：“且耽田家乐，遂旷林中期。”他将要离开安徽泾县桃花潭的时候，送行的农民踏歌结队而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更为可贵的是，李白还能从农民的劳动中体味到他们的辛酸和美德。他在农民家借宿，就有“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的慨叹；游历秋浦，看到的就是“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阴雨地里，他的眼前只有“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的劳作身影。

李白贵民的精神取向四是现在对为政以仁的热切渴求。他提出地方长官要注重教化，不施刑罚，即所谓“宽猛相济，弦韦适中”，“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任城县厅壁记》），“讼息但长啸，宾来或解颐”（《赠徐安宜》），“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揲”（《赠清漳明府侄聿》）。他想象着月亮中的桂树，如果能够攀折下来“持为寒者薪”，为他们烧饭取暖，那该是多么好的事情！

11、 李白劝谏朝廷和皇帝：“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返本，人和时康”（《明堂赋》）；“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大猎赋》）。这是李白诗文中最见节用民族美德的政治进谏。

《周易》有节卦是讲节用的。卦之象为下兑上坎，象征“节制”。兑为泽，坎为水，水在泽中而受到节制。泽的本性是为盛水而在，水不足则蓄纳之，到了泽的容积可容度之时，水便不能无限制地再行灌注，而是依着容积的自然调节自动溢出以适其度；泽为节止，水为流动，一止一流，动静相谐，构成了和谐畅达的活泼泼的自然界的生命现象[7]。这下兑上坎之象，形象地说明了自然中所展示的节度之理。就卦体说，兑为阴卦，坎为阳卦，卦之结体是“刚柔分而得中”(《彖传》)。上刚下柔，刚柔适中而均衡，这样，“刚以济柔，柔以济刚，一张一弛，唯其称也”(《周易折中》引赵玉泉说)。它相称和谐，十分妥当地构成了自然的节制。

节用属于德行范围。《周易·颐卦·象曰》明示：“君子以慎言行，节饮食”；《周易·小过卦·象曰》讲道：“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周易·大畜卦·彖曰》讲道：“说（悦）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意即喜悦地面对困境，居于尊位而能节制自己，中正之道就可以畅通无阻。天地运行有节制，四季就自然形成。用法令礼俗节制自己，既不损伤财物，也不伤害民众。故《象曰》：“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李白节用的政治进谏直接易卦，当不为妄说。

当然，“亨：苦节不可，贞。”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节，“有度以限之而不逾也”。卦辞开宗明义，告诫人们，一切事物，都不可节之过度而至于“苦”，必达于“贞”，才合情合理。该卦象的喻示十分清楚，合度之节是一种快适的状态，也是一种通达与存在的价值。

二、李白明月意识的易学解读

李白的诗歌中明月，多为历代学人所关注，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今人杨义以秋月、闺月和乡月分类，认为那是李白“人月相得与借月探幽”的意象复合和情感复合；诗人“借那轮高悬苍空的明镜，洞彻肺腑地进行天地对读、自然与人情互释、内心与外界沟通的幻想创造，从而为后世诗词开发了一个韵味清逸而美妙绝伦的灵感源泉”；李白诗歌中的“明月意象既来自独特的天文赐予，又出自奇异的人文和宗教的体验。它是与中国文化中天人相通的思维模式相联系的。”[8]

顺此思路，我再将李白诗歌中的明月细分作山月、江月、边（关）月。山月的宁静、江月的灵动、边（关）月的苍浑，同样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人月一体、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不论秋月、闺月和乡月，还是山月、江月、边（关）月，李白诗歌向我们传递了中国月文化的特殊魅力和影响。

是的，唐代的诗人多有强烈的明月意识，据美国学人华兹生对流行的《唐诗三百首》的抽样统计，描写明月的诗句有96处，几乎每三首诗就有一处，居日月星辰之首[9]。李白是明月意识较为强烈的诗人之一。国内学人袁行霈统计，李白诗中，抒写明月(秋月)的诗句出现了74次，与天、日、月、云、雪五种运用最多的天象相当[10]。李白把强烈的明月意识形象化为诗歌中的明月意象，就给读者一种崇高、明净、纯洁、辉亮的审美艺术的月文化享受。他称道：“屈原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这是立人、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文化定位。

“日月经天”，日为阳刚，月为阴灵，大哉乾坤。中国的月文化，《国语》、《礼记》、《史记》、《汉书》均有记载，祭月、拜月、敬月、赏月，历成世风，而文学的再现，《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不可胜计，但都可以追溯到《周易》这个人类文明的金字塔。《周易》的周，不仅有周朝或周代的意思，而且还更有周遍、周普、圆满地意思，即易道讲的就是周遍、周普、圆满地道理和规律。《周易》的易，既象形又会意，深蕴着日月交替、运动变化、恒常不果的意思。《周易》的圆周取象于天地日月的运动。《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经典的八卦就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依照天象、地宜等制定出来的。这种宇宙生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特大。

远古的先人，用天干记日，《周易》的卦爻辞已见端倪。天干与八卦搭配，始于京房的积算法，其作法是把十天干配在八卦上，乾卦配甲壬，坤卦配乙癸，震卦配庚，兑卦配丁，巽卦配辛，亘卦配丙，离卦配已，坎卦配戊。魏伯阳在《参同契》里用月象说明这样搭配的原理：“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赡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赡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曲折低下降。十六转就统，撰辛见平明。亘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二十日，东北丧其朋。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魏伯阳还认为乾坤是阴阳的本体，坎与离是阴阳的作用，乾是太阳，表现在离上；坤是太阴，表现在坎上。所以以离为日，因为离是太阳；以坎为月，因为坎是太阴。太阳每年一个终始（实际是地球绕太阳一周）；月亮是每月一个终始（实际是月亮绕地球一周），每月太阳与月亮会合一次。所以《周易》运用观察天象所得到的结论绝非无中生有。后世的历法的确定和节气的划分莫不根源于此。

月文化中的科学成分自不待言，从宇宙哲学的高度吟月、观月、问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和李白《把酒问月》当得空前绝后的诗作。

《春江花月夜》“以江月起笔，以江月落笔，在仰观孤月、俯察江海的诗化巨大时空中使宇宙意识和人间真爱展示出美好的境界，在感悟人生有限和追寻人生归宿无限的心灵叩问中冥思永恒的千古之谜。”[11]闻一多评曰“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实不过誉。因为，唐初的诗歌，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宫廷诗歌之外，其特有的清新之风，即是诗人开始面对宇宙自然并积极回眸历史在天道流变、自然循环以及历史兴亡中审视自我、抒发自我在天道、自然、历史面前的震惊、迷茫与希望[12]。

震惊、迷茫与希望的交织，由初唐到盛唐，整个地贯通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李白《把酒问月》写道：“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之问，是一种哲学追问。哲学追问，涉及宇宙、社会、人生（包括自我），按照《周易》的说法就是“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与《春江花月夜》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相比，李白之问更具童心和童趣，更具“少年”的生命探究，再加上他那盛唐时代特有的醉态思维，就使《把酒问月》愈显得思接千载、沟通万古。其实，人的童年之问、少年之问最有哲学意趣。《周易》“少年哲学之书”的美称所肯定就是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智慧探求。《周易·系辞上》讲：“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周易·系辞下》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两段文字几乎可以与《把酒问月》对读。

   李白以童趣问月，以少年之心度月，《古朗月行》亦可见出：“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少年思维与醉态思维结合，李白笔下的明月就更玲珑、更浪漫，更神秘、更奇幻，更引人入胜。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诗、月、酒、仙的世界里，李白相当超脱地站高望远，遥想小我之外的大我宇宙太极，并以此把握现实人生。他《月下独酌》所触发的，既有“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灵感，又有“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的通达；既有“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的自解，又有“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逍遥。一旦“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时候，李白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诗、月、酒、仙”复合式帝王了。

上述三首月诗，我认为是李白明月意识的最精美的典型代表，是李白与自然、人生最具温情的对话，文化内核与《周易》息息相关。遍览李白的所有明月诗篇，我们所欣赏的不惟他的诗美，还有那宇宙情怀彰示出来的哲理；李白的明月意识正是他宇宙意识的诗意呈现，生活的，哲学的，易学的。

    参考文献：

[1] 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J].江淮论坛，2007-05.

     [2]王汐朋.“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3]康怀远.李白《静夜思》中的“床”为何物[N].中国教育报，2008-12-12.

     [4]康怀远.“谪仙人”始于李白自称—《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系年辨异[J].甘肃社会科学，1992-06.

     [5] 李刚.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J].周易研究，2012-02.

     [6]康怀远.李白思想求是[J].云梦学刊[岳阳师专学报，1985-01.

[7]李笑野.《周易》的情爱观述论[J].周易研究，2012-04.

[8]杨义.李白的明月意象思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05.

     [9]华兹生(Burton Watson).中国抒情诗风格第七章[M].纽约：1971.

     [10]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05)

     [11]康怀远.诗化时空的绝唱—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新解[J].名作欣赏，2005-10；光明日报，2005-10-25.

 [12] 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J].江淮论坛，2007-05.